把握语用规律，坚守语文正道——孙绍振教授访谈录孙绍振崔久主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崔久主：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江苏赣榆◆ ◆ ◆ ◆ ◆2016年年7月17日至19日，第三届全国“正道语文”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先生应邀做了关于文本解读的主题报告。期间，孙先生接受了正道语文群管委会成员崔久主老师的访谈。崔久主（以下简称“崔”）：孙老您好！欢迎您来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正道语文”高端论坛，也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有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理解。第一个问题，“重视语言文字的运用，引导学生在‘听说读写的语言实践中踏踏实实地学好祖国的语言文字’”是正道语文的基本主张。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孙绍振（以下简称“孙”）：重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驾驭和运用，是语文作为基础教育中一门重要学科的基本价值体现。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正确地、规范地使用语言文字，要非常严格地去训练，比如用词要准确，搭配要符合语法，包括写字的笔顺，都要严格；第二方面，要真正把语言作为人的灵魂，成为“诗意的栖居”，要注意它们在不同的语境里发生的微妙、深邃的变化，也就是学习对语言文字的艺术运用，高年级尤其要注意这一方面。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在朱自清的《背影》里有句话，“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聪明”两个字，并不是字典里的意思，而是其反面，这是一种反讽。 一个词语在上下文的语境中，可能会变化千差万别的意味。这是我们运用语言往往忽略掉的。字典义是个“最大公约数”，在具体上下文、具体人际交流中，语言（言语）就会发生无穷无尽的、微妙的变化，懂得这个变化才是真正懂得了驾驭语言。所以，学习语言可以从“词”开始，但是不能以“词”结束，孤立的学是没有用的。在一些中学语文课本中，有所谓“词语积累”的栏目，把词单独地列出来，让学生识记，效果是不太大的；只有在一个句子里、一个语境里才能真正显示它的活力。比如，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一个破烂、糟糕的地方，那里只有破墙、野草，但鲁迅却认为是“乐园”，这就写出了他的童心和童趣。那样的地方用“乐园”来概括显然不符合词典意义的。在大人看来绝对不能算是什么“乐园”。 再举个例子，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长妈妈讲了一个荒谬绝伦的故事，说像她这样的女人站在城墙上，裤子一脱，敌人的大炮就炸了，“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就觉得她有“伟大的神力”，对她有一种“空前的敬意”。这从字典意义来衡量，是用词不当的，但恰恰表现了鲁迅的幽默感。不理解语言在特殊语境、具体上下文中的微妙的变异，就体会不出文章的幽默，或者叫做“谐趣”。不在这样精彩的语言运用中有所体悟，讲什么人文精神，肯定是空谈。很多精彩的话既符合语言的基本规律，又会产生精妙的变异。鲁迅写到，等到她后来给“我”买来了《山海经》，“我”又觉得“她确有伟大的神力”，对她产生了“新的敬意”。这里两个“神力”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荒谬绝伦”的故事的“神力”，一个是给他买来了《山海经》的“神力”），两个都不算“伟大”啊！这是大词小用。往往语言的一些精彩的意义都不是按照字典义来的。但是，后者不但有幽默感，而且有抒情的意味。 鲁迅还有一篇文章《论“他妈的”》，讲的是关于骂人的话。他看到乡下人在一起吃，“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其实还有很多“骂人的话”在具体的语境里都会表达亲密的意思，像“狗儿”“龟儿子”等等，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里二诸葛骂他儿子“小杂种硬要充人物头”，他“骂”谁的啊？可不就是自己嘛。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呢？是因为许多中学语文老师提到词语的积累，只是积累那些“死”的词义，“乐园”“伟大”“神力”“敬意”等等（当然这些词的基本意义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些词在具体的应用之中所发生的变异也非常重要。懂得这个才能真正驾驭语言。这些内容我们在理论上要有清晰的自觉。 具体的语境里发生的变化就显得特别的生动，所以语言它不是一个僵化的、呆板的东西。他是一个能够容纳人的精神最微妙的差异的载体。有一种说法，很权威的，说是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很多人迷信。其实，这是很不准确的。语言作为象征的有声的符号体系是有限的。声音符号不但不能表达全部生活，连人的声音系统都不能完全表述，例如，音乐，只能用五线谱、简谱，还有中国古老的五线谱表达。就是象声词也并不完全象声。狗叫的象声词，在汉语是“汪汪”，在英语里是“bark”，声音完全不同的。至于无声的嗅觉、味觉、触觉，特别是抽象的概念，是有声的语音不能胜任的。因而产生一种功能，那就是象征，语言并不是客观事物的机械反映，其功能并不直接指向外物（reference），而是唤醒人的经验（exprience）的。这就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一词多义”；二是“同一词在上下文中表达不同的情思”。这种“情思”，就是人文性的。人文性往往就在一两个关键词中。这在中古典史传散文中特别明显。孔夫子修订的《春秋》，完全是叙事，没有作者的评论，也没有抒情。但是，其褒贬就在叙事的词语之中。《郑伯克段于鄢》，不说“郑庄公”，而说“郑伯”，不说“伐”，而说“克”，好像不是平定内乱，而是平等的两家之战似的。这就是所谓“寓褒贬”，故能使“乱贼臣子惧”。 这种现象并不是经典所特有，就是在我们孩子的作品中也屡见不鲜。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一篇作文的批改，一个孩子写了《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讲述的是他们班学习美国的做法，每个人每天当一天班长。轮到他当班长的那天，他一早就起来到学校开始模仿班长的样子，这一天他觉得很过瘾。可是老师的批语是：文章用词不当，“瘾”是个贬义词，譬如烟瘾、毒瘾、酒瘾，你要查字典，准确用词。我倒觉得，这里的“瘾”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孩子的期待、兴奋，童心、童趣，所谓人文精神全在这里了。说他“用词不当”，恰恰扼杀了他的童真和创造力。其实仔细读读一些幽默的文章，里面常常有一些夸张语、委婉语、反讽语，在具体的语境里就有了特别的心理意味。在词汇教学过程中，我们不是讲多了，而是太少了，还须要作深刻的启蒙。崔：您刚才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语言在字典义以外的“微妙的变异”。好像这都是文学作品里面的书面语言。2011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还指出“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请问您如何看待口语的教学和运用？孙：我刚才说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其性质是历史，那位小学生的作文更谈不上是文学。至于鲁迅《论“他妈的”》所引的材料，倒是口语。这和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骂他儿子“小杂种”，都是文学作品中的口语，这说明，在语言的性质和规律上，口语、一般书面作品和文学作品，规律有相通的一面。日常生活中的口头交际，是一切书面文章和文学作品的基础。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只有口语。一切书面语言都是从口语中发展出来的。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中，也有“口语交际”，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课本，都缺乏口语的理论基础。 口语是相对于书面语而言的。同样的所指，用不同的词意味是很不相同的，也就是人文价值是不同的。比如，“我”是口语，“吾”就是书面语了，此外还有文言词“余”。孙中山的遗嘱第一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这是文言文，如果改成白话文“我集中力量投身国民革命一共四十年了”就失去了文言的庄重性。这种庄重性也就是人文性。我们老师在学习古典散文、现代散文，在涉及词汇教学的时候，讲口语交际，首先就要分清口语词汇、书面词汇和文言词汇的区别。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演讲稿，很难听，为什么呢？因为它所用的大体是书面语词汇，就像某些领导的讲话，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口语，有些只是秘书提前写好的书面语。这也反应了我们国家在口语教学特别是口语交流方面的落后。在中学语文的课堂课，没有口语课，也没有真正的演讲课，也没有这样的字典。我家里有一本这样的字典，它是一本大学字典，它每一个词都会标明词源在哪里，比如这个词是书面语，这个词是中古音。这个词来源于法语，非常文雅；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更有文言意味。分得非常清。比如美国人炸了我们大使馆，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他们在道歉时用了一句非常轻松的“I m sorry”，很轻飘，其实应该用“I apologize”。他偏不用，他赖皮嘛！所以用词的分量、包含的感情和思想差别是很大的。 严格说来，课程标准中的“口语交际”是不准确的。在现场交流中，主要用口语，同时中使用书面语也是很常见的，比如在外交场合，经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歌，成语。连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希拉里用了一个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来打动听众，这就是书面语。口语、书面语、古代汉语，这些词汇的意义、内涵、感情色彩是很丰富的。在英语里一共有三套词汇，一种是日耳曼人的土语，比如“猪”说是“pig”；“猪肉”用“pork”是法语词，因为法国人曾经统治过英国300年，所以“英国人养猪，法国人吃肉”这是司各物小说中都写到的。比如我们说“开始”，英语词汇叫“begin”，稍微文雅点叫“start”，再文雅点叫“”这是法语词。美国人毕业典礼叫“”，我去看过觉得不对啊，毕业就是结束了嘛，美国的学者告诉我，学业结束了，但是走向工作，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法语词、拉丁在英语中是很优雅的，至今比较正式的场合，说对不起，不用“sorry”，而说“pardon”，就是法语词，就比较有礼貌。至于在文献中，法语拉丁词就更多，如“政变”，写成“é”，不但写法，而且读都照法语的。这表示高雅，又如“等等”，写成“and so on”，就比较口语，写成“etc”，就比较高雅，因为这是拉丁词语。 遗憾的是，我们在进行词汇教学的过程中，还没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是一个空白。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和言语”的问题。“语言”就是大家都在用的一个普通的整体，“言语”涉及到个人化、情景化的语义的变化。如果真正细读小说，就可以看的出来。比如《红楼梦》，林黛玉临死之前，讲了一句话：“宝玉你好……”这里是肯定的意思还是否定的意思呢？林黛玉临死之前，还跟贾老夫人讲：“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后来老太太在她死了以后，也说“我真是白疼了她了”这里两个“白疼”，字面上一样的，其所指（意思）是不一样的。林黛玉想表达的是“你什么都疼我了，就是我最要命的事你不疼”，老太太意思是“我什么都能疼你，就那个事我不能疼你”。 这是文学作品，这里，举个非文学作品，《隆中对》中是历史。刘备去三顾茅庐请教诸葛亮，说“孤欲信大义于天下”，这个“孤”字是陈寿替他想的字，而刘备那个时候正在新野练兵，全县不过两千人，能养活多少兵呢？几百个人我觉得了不得了，一个县“武装部长”级别，怎么能称“孤”呢？这里有几个原因，可能陈寿本来是蜀国的官，他比较怀旧，同时也可能是反讽。这里面有许多的人文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中国历史书写，称谓、用词是非常讲究的。就是纯粹论文，也是一样，语言的运用也是充满了人文气息的。如贾谊的《过秦论》。《过秦论》里一开头就是：“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里一开头的两个排比句，第三句的一个“窥”字，把秦孝公雄心拟人化了。接着的“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把统一天下的意指，用“天下”“宇内”“四海”“八荒”来作空间的重叠概括，不但表现了秦孝公的气魄，而且隐含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宏大的人文精神，不通过词语的精致分析是不可能得到充分阐释的。 词汇教学、话语教学以及人文教学最后都融合在这里。词语的含义不能死教，必须融汇在文本里，结合一定的语境。为什么“党八股”的语义听起来难受呢？它没有言语的个人的、现场的、情景的和对话时候的感情意味，就显得语文味不浓，叫“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崔：谢谢您全面而细致的回答！真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看来，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真不是一件非常简单和容易的事情，可谓是“任重而道远”。可有人认为，正道语文强调“踏踏实实学好祖国的语言文字”只是在走“工具论”的老路，并且指出，要着重在语文教育尤其是语文课堂上大力弘扬“人文精神”。您对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怎么看？孙：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比如对方的父亲去世了，你是用书面语“过世”，用古代汉语“驾鹤西去”“作古”，还是用口语“翘辫子”“上西天”，或者“去见马克思”，人文性的慰问、庄重、调侃等等不同的感情都在语言当中。不过不在一个孤立词中，而在具体的句子，句子所处的语境中。鲁迅讲长妈妈给他讲了一个荒谬绝伦的“美女蛇”的故事，说“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而且“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这是不合逻辑的嘛，但却是一种高雅的幽默，属于幽默自我调侃格。在美国是最高层次的幽默。 所有的人文精神都离不开语言；反过来说，所有仅仅停留在字典意义上的解释，必然离开了真正的人文精神。“人文性”强调的是人的心灵、人与人的关系，如果离开了语言的应用，包括在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词、什么样的句子，什么时候讲合乎逻辑的话，什么时候讲不合乎逻辑的，都不仅仅是语言运用，而且是人与人心领神会之妙。有的话是不能全说的，有的话只能说半句。脱离了“工具性”的“人文性”是荒唐的。当然有一种倾向是“机械工具性”，只重视一些字典义的词语积累，是远远不够的。语言不是一个字一个词学来的，而是一句一句学来的。不要单纯的背单词，要学会一种种句型，语言才能活起来。因为每一句的语言里的词语，它的意义都有微妙的变化。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是强调“人文性”的，但是，我反对的是那种架空了文本的“人文性”。我们讲《背影》，它讲述的是“亲子之爱”，“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父亲爱他时他不领情；父亲不讲话了去爬月台，他哭了，哭了还不告诉他，后来想起来还哭，这个本身就是“人文性”嘛。他在表达这种“爱”的高潮，也就爬月台的时候，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动词，没用多少形容词，只是一种相互的叙述，这就见出朱自清的功夫了。另外的情况下他表达感情的时候，也用了一些华丽的辞藻，比如说《荷塘月色》，他就连用了14个排比句。这时候朱自清觉得自己是个“自由的人”，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白天里的压力，包括和他父亲的矛盾，都不用去想了。因为觉得“自由”才觉得“美”，以至于外面的蝉声、蛙声才充耳不闻，去享受“独处的妙处”。这里白天的“不自由”不是国民党统治层面上的，而是一种伦理上的。这是文体上的审美追求。 有的时候，在文学作品里一个词就体现了很强的人文性。比如《红楼梦》里有个小人物叫贾芸，他想走后门，去王熙凤那讨一点工作来赚钱，但是没有钱去后门，就去他开香料铺的的舅舅卜世仁那去借一点钱。舅舅很坏，“不是人”嘛，说“我们这里立了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这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贾芸说道：“舅舅说的倒干净。我父亲没的时候，我年纪又小，不知事……还亏是我呢，要是别个，死皮赖脸三日两头儿来缠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没有法呢。”还有一个版本：贾芸笑道：“舅舅说的有理”。下面说的话全把舅舅的话驳回去。这里的“笑”用的多好啊，“有理”二字就体现了“人文性”，体现了贾芸的乖巧，说话绵里藏针。“工具”和“人文”是由人的感情决定的，此外还有语言形式、语言风格。这和过去的脱离了“人”的，一味讲字、词、句、段、篇是不同的。但是离开了语言去讲人文性，那就是空谈和胡扯了。你只有从语言里才能看出“人文性”来。崔：感谢孙老这么细致的讲解，并且提供了大量的作品、事例予以佐证。最后，我想请您对参加本次“正道语文”的老师们提几点建议。孙：一个人，要有一点信念，有一点追求，要把生命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地球的生命已经二十多亿年了。再过几十亿年也许太阳就熄灭了。我们摒弃这个几十亿年的历史来说，生命实在是很暂短的，正如李金发在五四时期的诗中所说乃是“死神唇边的微笑”，再短暂的生命我们要把它过得很美好。所以我的感受是，把每一天都当作“节日”来过，而且人与人之间能够“惜相见”，人与人之间要相爱。可以争论，但不能有仇恨。另外，总要有追求，不能白活嘛。 (本文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6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正道语文微信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正道语文原创文章欢迎转载，请标明作者与出处。本公众号转载的其它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正道语文我们心怀热爱好文投稿我们微笑期待分享点滴我们比肩成长策 划：李华平主 编：正道语文微信编辑部本期责编：吴 茜终 审：张贤洪 唐 锐 马 琴正道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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